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他的报道写出了“平凡即是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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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伊·特立斯

在这个时代，明星八卦、娱乐报道、名人隐私和各种真人秀大行其道。当然，很多做新闻的人是抵触这种娱乐价值观的。他们梦想着做更有价值的新闻，更有深度的报道，极力延长新闻的时效性，让文字的生命独立发声，让新闻写作变成永恒，用尼采的那句话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想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当然，所谓有价值的新闻并不是很容易取得，这并不是说这个时代缺乏有价值的新闻，而是因为新闻只是表面，掩盖在这个新闻之下或者新闻背后的故事，才是更有价值的。借用海明威的冰山写作理论，一个普通的记者去报道，也只是看到海平面上的部分，真正的冰山掩藏在平静的水平面之下。冰山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写作者选取的角度有多宏观。而能够深入到冰山之下、深渊之中，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新闻写作者——那些特稿记者、那些所谓的非虚构写作者。

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盖伊·特立斯，就是这些伟大新闻写作者中的一员。

“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这是盖伊·特立斯笔下的纽约。盖伊是美国著名的非虚构作家，曾任《纽约时报》记者。六十年代，他写下了许多细致深入、又宏大全面的小品文，其独特的行文风格和观察视角产生了广泛影响，为非虚构写作树立了一种典范。

今年，盖伊的中文版文集《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一书出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记者笔下的人与城。

他的报道写出了“平凡即是伟大”

○思郁

△盖伊·特立斯

壹

盖伊·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的开篇写道，“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从这些褒贬参半的话语中，不难看出特立斯对记者身份的那种五味杂陈的情绪。《王国与权力》不但是他第一本畅销书，还是以记者群像为主角的书。他对记者的这种情结，与他在《纽约时报》工作十年的经历不无关系。《王国与权力》之所以能够成为他的代表作，其中不仅有一位记者的视角，还有一位作家的审视，以及对记者这个职业的情感考量。我们经常在字里行间发现他的身影，或者说发现他带入了自我的情感。

《王国与权力： 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 

张峰 唐宵峰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对一个记者来说，如果没有客观的视角，就很难发现全部的事实——用《纽约时报》的大家长阿道夫·奥克斯的话说，我想要全部的事实。但对特立斯来说，只有事实，哪怕是全部的事实并不能算是完美的新闻，他想要的比事实更多，他想要的是写作，像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写作，像菲茨杰拉德、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一样的写作。

所以，我们才能在《王国与权力》中发现很多像小说一样的对话和细节。有时候特立斯出现在报道中，有时候他站在新闻旁边，有时候他隐藏在他评议的人物身后。

比如在书中，他写到一位年轻的军士来《纽约时报》应聘，本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最后负责人事的编辑想知道申请者毕业于哪所大学。军士说没有上过大学。人事编辑解释说《纽约时报》的所有送稿生必须是大学毕业。眼看到手的工作要丢了，这位军士突然站起来说：“是的，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但我精通文学和善于表达，我生活在观念的王国。”结果，编辑被打动了，决定雇佣这位军士。这位送稿生后来成为报社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就如同特立斯。

△ 1928年起，时报大厦安装了灯泡滚动屏以播报重大新闻。上图中的文字是《纽约时报》的宗旨：“刊载所有适合刊载的新闻”。

这个故事被特立斯讲述得一波三折，细节的真实性如同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一样。1963年，从亚拉巴马到纽约的乡下小伙子特立斯，在《纽约日报》几经波折求见到了当时的主编卡特里奇，同样得到了一份送稿生的工作，后来成为了一名体育部的记者。

十年之后，他离开了报社，去了《时尚先生》杂志。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他与《纽约时报》的关系结束了。正如海明威离开了巴黎才能写出心目中最完美的“流动的盛宴”，特立斯离开了《纽约时报》才开始以历史的视角去看待这家报纸，一个有关《纽约时报》的故事才开始在他的头脑中成型——他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采访了几百名时报的员工和前员工，再加上他沉淀了十年的观察、经验和记忆，这些因素综合成就了一本“新新闻小说”的佳作《王国与权力》。

△1942年的时报编辑部

贰

我们熟知特立斯是“新新闻”或者“新闻小说”这一报道体裁的创立者。但是这个概念对现如今熟悉非虚构写作的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无论是乔治·奥威尔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章，还是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甚至现在我们熟知的给《纽约客》撰文的何伟和欧逸文，他们都是这一写作形式的身体力行者。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纽约客》第一位驻北京记者，以其“中国三部曲”知名。

当然，从具体而微上，每个人的写作总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比如何伟与欧逸文，虽然同为前《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两人也都以非虚构为载体写作，但何伟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显得更倾向于小人物，就如同他的《江城》一样，而欧逸文的报道更倾向于那些在时代大潮浪尖上弄潮儿。

△欧逸文与其作品《野心时代》，曾获第65届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作品奖。

特立斯当年从《纽约时报》离职后去了《时尚杂志》。这个跳槽的行为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逐渐不满意纯粹的报道新闻的方式，渴望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

特立斯总结了他的非虚构写作的特征，这段在《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序言中的话总是被反复提及：

“

‘新新闻’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光靠简单罗列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及坚持传统报道的严格组织形式这三种新闻撰写手段是不能达到的。‘新新闻’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它允许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也允许作者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者一样，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

非虚构性写作相对于新闻报道似乎是远离了真实性，但是实际上正相反，所谓更广泛的真实性意指一种“虚构可以让真实的更加真实”的写作手法。

△盖伊·特立斯

举个简单的例子，记者去报道一场车祸，只能描述他看到的车祸现场，最多加上几个目击者的证词。如果用非虚构的写法去报道一场车祸，车祸现场只是发生的结果，写作者需要利用现场的细致观察，加上对目击证人的采访，再对车祸发生之前的众多因素的合理推演，结合作家的想象力，填补车祸发生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会对悲剧的结果造成任何改变，反而是加深了悲剧发生的必然性，让我们对车祸本身有了更清晰而直白的认识。

在非虚构写作中，一个精彩而符合逻辑发展、附加写作技巧和想象力的故事会加深我们对事实的认识，而不会产生喧宾夺主的相反效果。要知道，同样都是建立在大量的采访和观察之上，新闻渴望的是最大和最多的真实，而非虚构写作渴望的是最精彩难忘和最深刻的真实。

换句话说，再好的新闻报道也只是昙花一现，今天的报道，会被明天新的报道冲洗掉。而一篇好的非虚构写作建构起的人物和书写的事件，多少年后依然会被铭记于心，回味再三。这大概就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成为经典的理由。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范晓琳 姜伊敏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叁

特立斯从1960年开始为《时尚杂志》撰稿，最初写的都是一些关于纽约城市中的小人物的故事。这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涵盖了《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等娱乐明星的几篇文章——关于这篇代表作，总是被反复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从这本书收录的文章能看到特立斯是那种善于写小人物和平凡人的记者。

△纽约的唐人街

关于纽约和上世纪60年代，你看了无数图片都会觉得那是历史，你翻阅了无数新闻报道，也会觉得那些是逝去不再来的日子，只有阅读特立斯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城市,那个时代仿佛就在眼前，充满了活力、动感和不为人知的细节。

那个专为女明星按摩的老拳击手、会用27种语言说“擦皮鞋吗”的擦鞋匠、开着定制的劳斯莱斯拉客人的出租车司机、以扮演乔治·华盛顿为生的七旬老人、联合国首席理发师、专门运送动物尸体的司机、纽约城最棒的落水物品打捞员、纽约最好的手推车制造匠、摩天大楼估价师、纹身师、用两吨重的铁球拆除建筑的拆房工……

△ 纽约街头

天知道特立斯怎么会发掘出纽约城里如此多不起眼和奇特的小人物，他甚至发掘出了纽约城最有文化品位的“侦探”，他们就是寻书“侦探”，每天四处打探，寻找这座城市里最爱读书，也最爱偷书的人。

△ 俯瞰80年代的纽约

仔细想想，其实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默默无闻，不是因为他们不存在，而是源于我们不想去发现。比如对那些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大新闻，是影响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报道。

用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中的原话说，

“

如果他们的署名报道闻名遐迩，他们就可以摆脱他们童年简单而默默无闻的生活，上升到管理者的内部圈子里。他们可以对总统产生影响，和洛克菲勒们结下友谊，在社交和政治权力的场所有一个前排坐席。有了这些地位，他们不仅可以观看，而且也可以影响他们的时代”。

而出身于意大利移民后代的特立斯，从《纽约时报》的送稿工开始就对那些普通人更感兴趣，特立斯的非虚构写作中充满了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充满了无数看似无用的细节，但是正是这些细节，多少年后重读起来，熠熠生辉。平凡即是伟大，这句俗烂至极的评语，用在特立斯的写作上是最合适不过。

△纽约时报大楼

二十一世纪的媒体工作者不免都会受到网络的冲击，新闻看似以加速度的方式贬值，记者们也惶惑不安，恨不得把自己也变成了信息搬运工，新闻操守逐渐不被提及，新闻价值湮没无闻。

但是，正如弗里德曼在《媒体真相》中告诫我们的，千万不要认为新闻正在远离我们，媒介会从纸张变成电脑，记者也会被重新命名，受欢迎的出版物会流行，真人秀会兴旺，但是这些表象都不会改变新闻存在的价值，因为“好奇心、充满活力的研究、敏锐的分析和雅致的文风是绝不会过时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它们越稀有，这些特性越弥足珍惜”。特立斯的系列作品证明了此言不虚。

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长期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时尚先生》（Esquire）等杂志撰稿。特立斯的雄心是“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作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在他笔下，没有失败者、小人物、零余人，所有人都是主角般的待遇、一切都鲜活无比。全世界特稿记者视其为新闻书写的典范。特立斯于2011年获颁诺曼•梅勒卓越新闻贡献奖。

编辑 | 罗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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